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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考察和提拔幹部時重視學歷，被認為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，但由此激發官員們的“學歷崇拜”，卻又導致了新問題的滋生。日前，南都統計了東莞72名處級以上官員的學歷，其中碩博學歷達到61%，而在這些高學歷官員中，又有68%的官員是通過工作之後的深造獲得。從報道來看，南都所做的只是客觀呈現72名官員就讀的學校、年份、專業、學位等數據，並沒有其他的負面論述。不過，有關官員學歷暴漲的話題蓋子，卻因此被揭開了。
　　據統計，1995年中國高校碩士畢業生的數量為3.19萬，博士畢業生為4641，到了2010年，碩士畢業生數量增長為38.36萬，博士畢業生則增至48987人，二者增長的倍數分別為11和9.6。東莞地區作為沿海發達區域，幹部的知識化、高學歷化理當走在前面，廳處級幹部碩博學歷占到61%，也算緊跟省部級官員的腳步了。
　　中國的高校擴招計劃已持續18年之久，而在碩博領域培養人數上的“突飛猛進”，官員們的貢獻不容小覷，這一點也可以從上文中的數據對比中窺見一二。所謂大勢不可逆也，執政黨在推進官僚體系建設現代化的道路上，將高學歷作為一個升遷的必要條件來設計，這就導致系統內的官員從高中、中專學歷，一路狂奔到本科、碩士和博士，以至於出現了本科對應科級，碩士對應處級，博士對應廳級的對號入座的說法。
　　毫無疑問，在現代政府治理趨於專業化的方向上，選擇學歷較高的人進入官僚體系，或者已經在任的官員積極投身課堂學習，這對於滌新官員們的舊觀念，賦予他們新的治理技能，有著不可忽視的功能。這一點，在經濟、法律、環境、衛生、教育等系統，尤顯重要。所以，東莞的官員高學歷的樣本，恰恰是中國未來官僚體系建設的一個基本方向。只不過具有普遍性的68%的高學歷比例來源於後期“深造”，則容易引來“仕而優則學”的質疑。
　　這是因為，中國的高校在這一輪方興未艾的官員學歷提升運動中，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十分光彩。高校獨立性的不足，更重要的是高校本身對於資源利益的渴求，共同導致了官員獲得高學歷的過程中充斥了“虛假行徑”。不客氣地說，作為官員學歷的“印刷工廠”，高校樂在其中地捲進了一個利潤巨大的產業鏈，在完成對官員學習、考試、獲得學歷整個過程的“悉心照顧”之後，高校與官員的聯姻堪稱完美。
　　官員與高校之間的互惠互利，並不一定導致二者關係的扭曲。但高校自身獨立性的喪失，以及官員學歷生產流程的不受監督，導致“政治精英”與“知識精英”的結合產生了“誠信問題”。這樣論述，並非指摘東莞72名處級以上官員的學歷存在問題，只是要表明，官員群體中不斷涌現“碩博兵團”，這並不一定是好現象。以東莞的治理為例，如果晉升要求導致官員紛紛致力於“學歷提升”，這對於實現一地的善治未必有什麼好處。　　（原標題：[短評]仕而優則學，官員學歷暴漲值得審視）